2020年春节所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在很多地方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在很多方面给了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比如社会自组织、自救援的快速响应对于救灾有着非常高效的价值。正如我党一直主张和宣扬的：要依靠人民，打赢人民战争一样。当前因为互联网发达使得大众对于灾情信息的了解和反应已经是极速了。这种民间的快速感知和反应对于迅速聚合物资扑灭灾情或者解燃眉之急都是价值巨大。

在武汉宣布封城之后，因医护物资的缺乏，民间就迅速通过互联网组织起了第一批医护物资的快速救援。所有的交易和付款很容易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完成，但是物资的交付在春节和封城的背景之下就成了难点。而随后随着捐赠的物资越来越多，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常设的慈善组织，面对这么多物资的清点、接受、分发和配送就明显力有不逮。那么应该如何为灾难建立一个可以快速响应的应急物流体系?不仅仅只是应对当前的疫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应急物流体系?

我们需要一种能吸纳大众参与参加的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它是需要依靠政府来做骨架，吸纳更多社会企业和相关组织以及个人来积极参与,最终形成公开透明的平台体系结构。用互联网来链接和协作各参与者有序的运作和运转为救灾、救助提供高效的服务。

应急物流体系

应急救灾物流体系需采用区块链的理念和技术确保灾区的所有需求以及各项操作记录都是公开透明和不可篡改的;且需要使得在相同需求物资上的各个需求单位的满足水平要基本相当。物资供应者以及善款捐助者也能公开透明的看到物资和善款的流向，每笔钱、每笔物资最后是真的、快速流到了需要的灾民或者最终救助机构的手中。这都少不了物流在中间承担物资的流通者，所以物流信息也必须透明清晰。所有的这一切既要处于政府的监督和管控下，也应该处于所有参与者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之下。其特征如下：

1. 由政府强组织与管控，大众可自组织参与的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

当灾难发生后，无论是疫情、还是水灾、火灾或是地震，灾区的人才是“神经末梢的反应元”，也只有他们的呐喊和需求才是最真实和最迫切的。而与之能产生共振和共鸣的则是与灾民有联系的亲人/乡亲以及一度关系的人群，在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下，这就极易推动整个社会产生很自然的自组织救援行动。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自助救援已经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国家的传统。也符合我党的思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人民战争。希望人民群众在困难时期团结互助，帮助灾区度过难关、实现生产自救。

在灾区，在灾情肆虐的时候更紧缺的是物资而不是钱。比如这次武汉的疫情更需要的是医护用品来确保医生的安全和隔绝病患的交叉感染。所以如何能确保灾区所需要的物资能快速准确的进入灾区，并交到需要的单位或是人的手中，这就是应急物流的核心命题。

显然在速度上，社会的自组织反应速度会比政府的强组织快;而在规模性上，政府的强组织则动员能力更强。对于大众参与的自组织应急物流体系，首先要求的应该还是有序，无序的救援不仅仅是浪费了社会的财力和物力，甚至还会给参与者带来伤害。在有序的基础之上，再通过技术的能力同步协调各个参与节点的有序度以提高整个自组织的效率，所以这就要求整个应急物流体系有着高透明度。

2. 全透明的应急物流体系，实现社会资源的开放性插拔与透明监督；

无论是政府的监督和管控，还是社会大众的自组织参与都必须是建立在开放、透明的基础之上。鉴于救灾救急的时效性，灾难的应急体系更应该是开放的，允许大众自组织的接入，所以这是无法采用预审制，只能是注册制。也不存在强制性，对于各种非关键节点和没有执行任务的社会资源就可以随时主动退出，以实现社会资源的热插拔。

同时，应急体系必须和互联网的各社交平台形成联通互动，才能快速的通过社交平台形成资讯交互，同理心、同情心的共振，才便于资源在应急平台上进行聚合和有序有效的流转。而监督则应该是事后监督，鉴于救灾的紧急性，应急体系不应该在事中设计审批流程，而应该是基于行为信息的不可篡改来做事后的审查监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救灾即时，监督有据。

3. 有专业的物流服务能力，同时在末端要能与灾区进行专业对接的配合能力；

在救灾物资的配送操作当中，从提货到灾区之前，都是物流专业的事情，毕竟无论什么物资，对于物流人而言都是包裹、货物而已。但是在进入灾区之后，则不然，有很多末端物资的配送需要有专业的资质或设备。比如，此次疫情医护用品的配送，则需要配送人员佩戴医护口罩，严重的甚至需要穿防护服。有些对于车辆和载具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经过专业的消毒处理。当然对于医药的相关物流则更应该是专业的物流体系来操作和处理。

因此，在整个应急物流体系中任务的分解和分节，基于不同环节和不同要求的专业衔接，以及基于衔接体系的运转是需要经过强设计和基于实际运作来具体安排。而在现实中还面临另外的挑战：断路与封路。无论是在火灾或是水灾以及地震，道路被中断也都是很正常，但是信息的即时上报以及物流路由路径的即时调整对于整个应急物流体系则是异常重要。而对于“封路”，基于责任和权限的审批在整个物流应急体系当中则需要进行相关通行标志的设定和识别。这些在整个社会化大物流应急体系的自组织结构当中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即：如何让整个社会运作按照灾情缓急和救援的需要，用专业的逻辑和判断使得整个救援工作可以快速顺畅的进行?否则就只能走向行政许可的老路，用行政命令的粗狂和简化代替专业细节的处理和评判。

比如：本次在湖北地区的封城当中，各地的通行需要到各地疾控中心进行审批和盖章，由他们判定和许可物流车辆是否可以上路和运载。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应急物流体系中无法进行自主判断和甄别的行政许可制，这是通过牺牲救灾效率但是可以获得病毒隔离的平衡。而在社会自组织救援中，如果无法获得末端专业的物流对接和服务，那么这种自组织运作也终将陷于混乱。在组织和协调无序的情况，大量的参与者在没有专业背景的前提下盲目进入灾区只会是添乱。

建立社会化大应急物流的可行性

1.技术可行

对于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的建立，其技术基础就是借助互联网建立面向专业领域的有序化、成规模化的专业平台工具体系。当前社会大众已经在利用互联网帮助自己的父老乡亲、亲朋好友在进行自救，但是要将这些民间的自救形成更有序和更有效协作体系，这就需要通过互联网将这些运作规则和逻辑给完全的工具化。

在电商和基于互联网的公共物流平台运作了这么多年，在互联网技术上已经不存在技术的门槛和难度。而且当前智能手机已经完全的普及，所有的终端操作都可以用个人的手机去完成即可。这就为我们的大应急救灾物流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另外这些自组织的自救行为有很多都是慈善行为，但是中间又会夹杂着商业运作。这就一定需要运用区块链技术将整个社会自救的自组织行为进行明确的记录和上链，使得整个社会运作公开透明。否则就会像寿光捐献给武汉的蔬菜，因为没有渠道流通，只能进入超市，但是募集的善款又必须捐献给慈善组织，而因为信息和过程的不透明，使得参与的环节在一个外行的记者报道下让所有的参与方都蒙受了不白之冤。

而如果这些行为和过程能用区块链进行同步和上链之后，这些相关的参与方和涉众就根本不需要进行解释和说明。基于区块链上不可篡改的信息就能帮助大家自证一切。区块链技术经过10年的发展也基本上没有大的技术瓶颈，尤其是在主席2019年10月24日的讲话之后，区块链技术对于社会的应用更是掀起了一个高潮。

这两项应用技术在目前都已经是成熟的，虽然区块链技术还没有像互联网那样应用普遍，但是已经有诸多的技术成熟应用，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从技术实现上将不是难题。

2. 社会物流基础体系可行

因中国电商体系发达，这些年中国的物流也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快递物流，还是第三方物流，还是车货匹配平台或是基于众包共享原理的即时配送体系，我们在技术应用和普及上都是最快的。这些大量用过物流配送终端工具的司机、配送员以及快递员对于基于互联网工具的使用已经不需要进行再培训，只需要加入注册，就可以根据平台下发物流的运作指令进行物流包裹或者货运的交接。所有物流的操作过程和工具使用对于他们都是驾轻就熟，而且这些人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此次湖北的疫情，在医护物资的末端配送上没能将这些已经回家过春节的物流快递人员和司机用上，其实是我们社会的一大损失。

另外对于各个快递以及物流企业，他们仓库和分拣中心在整个社会进行应急救灾的时候是最高效的物资分发和调拨中心。但是在此次救灾当中，无论是医护用品的分发，还是封城之后，生活物资的配送，都没有利用上这些社会既存的物流设施和资源。

在社会化大物流救灾体系下，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既存的社会物流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将他们通过紧急救灾体系链接在一起为灾民和灾区以及救护人员进行服务。确保参与救灾人员的后勤无忧、工具顺手、防护足够，确保灾区人民群众救援及时、医疗可靠、生活充足。

在此次的武汉疫情中，作为救灾物资的中转调度枢纽——“湖北红十字会”是一个慈善组织，是完全不可能按照灾情做人员和设施工具的储备。而在疫情发生后，大量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的涌入武汉，这些物资需要接收、暂存、储运和发放，而这种业务对于红十字会是完全非专业的，这自然对他们形成巨大的业务压力。即使加上临时参与的志愿者，对一个非物流专业的组织和没有经过磨合的团队去完成一个峰值巨大的物流分发任务，这是完全不靠谱的。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全国人民干着急的看着仓库里面堆满了捐来的医护用品，而医院医生缺少防护用品。红十字会应该更多是资源的组织者、协调者，协调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设施以及人力参与到灾情的救援工作当中，同时为参与者做好防护工作，让专业人员来处理专业的事情，由更多的物流从业者帮助红十字会完成救援物资的调度分发。

3. 社会意识可行

随着中国的整体富裕以及国民意识的提升，中国人已经具备自组织的救援的意识和能力，其实这种意识也是人类在灾难面前要相互帮助的潜意识。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在自组织进行建立大规模的协作，这也是为社会自组织的救援应急物流而奠定了社会意识基础。基于这样需求和基于大众的救助和救援意识，就很容易在灾难期间将社会的物流资源和人力进行重新链接和组织以为灾情所用，但是前提是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专业的链接协作工具平台。

如何建立起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

建立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其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为了在能在灾难时有一个可以衔接整个社会资源为救灾进行有序服务的体系，这还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和探讨的事。而这个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将可以有序化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救援资源，这将会使得救灾的速度和效率得到快速的提升，也将会缓解公众的焦虑，减少对政府以及公益慈善组织无端的指责。

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是一个涉众非常广泛的庞大体系，它需要按照不同的角色将不同的社会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然后由他们行驶他们不同的职能，最终共同协作完成救灾任务。这个体系需要每个人各司其职，也需要相关人员的协同配合。所以这一切必须要在大众的监督之下，用信息的透明去敞开操作过程的选择，用不同声音的批判去辩证措施的合理性。所以这是一套复杂的体系，也是一套透明的体系。

1. 社会大应急物流需要考虑的角色有：

社会大应急物流需要考虑哪些角色

1) 政府角色：政府角色应该是一个角色群，有若干的相关部门组成。但是除了具体执法部门需要通过应急物流体系获得授权信息，比如封路的《通行证》。这在传统模式下是需要相关部门在纸质单证上签字盖章才能让被授权者通行。而大应急物流体系则可以根据任务授权自动生成授权的通行指令，只要执法部门认可系统的自动授权指令即可根据系统指令执行通行。而这一切只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即可。

当然其它需要政府执行和审批的关键业务节点和指令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即系统分配了执行任务就可在应急救灾体系中自动获得系统的授权，只要相关执法部门认可执行即可，执行的时候依系统授权指令做执行记录。这是因为救灾时的时效最重要，一切从简从急。但是所有的执行记录需要随着整个救灾行动而进行行为留痕，以备政府各个部门进行事后审计和监督。同时这些信息也必须上链，以敞开给全社会做公开监督。

2) 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是捐赠者和灾区以及受灾群众的联系纽带，如果只是平常的公益捐赠，公益组织的基础运营人员倒还是可以支撑其正常运转。但是当灾情发生之后，大量的捐赠以及大量的灾区需求对于公益组织将是沉重的业务压力。但是公益组织对于救灾应急、扶危济困是不可缺的，他们主要的职责应该是组织协调，组织协调捐赠者进入整个应急体系，协调需求者发布需求以获得捐赠响应。对于资金捐赠，因为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公益组织依然可以按照传统模式进行运作。

而对于实物捐赠，让日常没有物流设备和设施以及运营经验的公益组织来组织大量的物资签收、存储和发放以及配送确实强人所难。而这次疫情中，民众抛出巨大舆论压力指向湖北红十字会也是由于物资分发不能及时到位，大量物资堆积在仓库无法分发到医院。这实际上和前些年的“双十一”是一个原因：供给能力不匹配需求。慈善组织是没有这种基础物流服务能力，更不可能抵抗这种高强度业务压力。所以救灾物资是无法顺畅调度的，况且慈善组织还是非专业的物流服务体系。

3) 物资需求角色：在灾难期间，无论是救灾防灾、还是灾民需要更多的是物资，而不是钱。如这次在武汉的疫情当中，不是没有钱去购买医护用品，而是缺乏货源以及购买之后无法送到使用者手中。

在应急物流体系当中，理论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在系统中对物资需求进行申报以获得捐赠，但是相关信息必须明确和上链：品类、规格要求、数量、期望送达的时间、甚至标准以及期望的生产商等。至于申报的物资数量需求是否合理，则可以经过事后审计得出。当然并不是每个需要物资的单位或个人都会有人捐赠，这就需要参与的人、获知信息的人尽可能发动自己周围人去募捐以此来获得物资的满足。

4) 捐赠者角色：任何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捐赠者，无论是捐钱，还是直接捐物资，还是用钱自己购买物资捐赠给需求者。所以：

i. 如果是捐钱，因为应急物流体系会采用区块链技术，那么央行的DCEP天然就是最好的捐赠钱包，如果使用基于区块链的央行数字货币，那么所有的善款的流向和使用用途就更容易追踪了，捐赠者的善心是否被滥用或者浪费，对于捐赠者和大众就能一清二楚。

ii. 如果是捐物，无论是直接捐物还是购买物资捐物。所有捐物的数量和订单必须与需求者的需求进行对应，确保满足需求者的技术要求、厂商要求以及到货要求才能形成捐赠订单。而一旦捐赠订单形成，物资需求者的申报数量将会自动减少。当然需求方还可以根据救灾情况会进行二次甚至多次发布需求救助。所有的捐赠信息和被满足信息也将全部上链，供大众进行监督和评判。

为了平衡各个需求方的物资满足，应急救灾体系还可以通过一些算法机制，以确保各个需求方都能得到基础物资的满足。比如满足比率最少者优先，用这样的系统算法和透明机制以确保各个救援部门和单位都能获得到对应的物资满足，以解决红十字会所遇到的物资分配不均的责难。理论上：亲帮亲、邻帮邻，所以最后基本上各地的需求都可以得到基本的满足以度过最初的难关。

5) 供应商角色：在灾难的时候，无法要求各个供应商也必须是捐赠者，毕竟他们也是需要对他们的员工发工资，水费电费以及原材料费也都是需要拿钱来购买，所以供应商在这儿是一个物资销售角色。他们需要在平台上公开自己的生产资质或者商品销售资质，满足标准以及所对应的商品库存。以供需求者或者捐赠者购买，然后进行物流发货，交给物流体系进行物流配送。

6) 物流角色：在应急物流体系当中，因为时效的要求，最好就是直送模式。即从供应商的库房直接提取然后直接送达到需求者手中，中间不去考虑装载率以及拼货这些在商业运作中要考虑的成本问题。当然在现实中还是有很多小包需要通过第三快递的模式进行交付。那么这些则可以直接委托给EMS、顺丰或者“三通一达”。

因此，在这种应急物流体系当中物流的服务配送其实就是众包直送模式，将物流任务直接众包给物流公司或者有物流运营资质的司机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入灾区的配送服务中，对于司机和物流服务人员要提供合适的防护措施以确保人身安全和健康。另外，在救灾物流体系中还是需要在受灾地点或者物资需要集中的地方设置转运中心，以方便大宗物资的快速分发和转运。在实际的运作中，这种物流转运中心完全可以征用社会上对口的第三方物流公司，用他们的存量资源和既有的服务能力即可。因对方已经高度信息化，所以只需要在平常实现相关的接口和信息接入并做好对接演练即可。 当然，还有其它的功能角色，比如灾区的服务志愿者，这些也是整个应急体系不可缺少的力量。之所以要在整个应急物流体系当中设置这么多人员角色，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发挥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应急物流体系需要在政府的管控和支持下，将专业人员进行聚合形成专业的服务能力以快速的将灾难、灾情降到最低!

2. 社会化大应急物流实现的关键点

社会大应急物流实现的关键点

1) 一切信息须公开和透明：这些信息不仅仅只是捐赠资金的往来信息，还包括救灾物资的需求信息(发布单位、发布人、发布原因、用途等等)、捐赠人的信息、销售单位的信息以及产品信息。然后就是全轨迹的物流配送服务信息以及中间遇到路障、检查等，最后是物资接收信息的确认和反馈。从需求的发起到最后的满足，这一个整个环节必须是完整和全面的，中间不可有任何基于人工的环节。

这些数据同时也必须上链，形成不可篡改的记录。唯有如此，整个社会对于救助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才能提供给大众进行追溯和监督;才能提供给政府部门进行审查和管控。

2) 实现捐赠者和需求者的直接对接：在任何的救助面前，“有”与“缺”的直接相对都是最高效率的。任何在中间进行协作的组织环节其实都是成本和时间的损失，而导致救援效率的下降。

如：解决武汉协和医院医护用品的困境最终是由企业和武大、华中科技的校友精准对接而得到缓解。另外这种直接对接也将解放社会大众对于第三方组织的质疑和诘难，也不会发生任何数据的偏差和错误，即使有也将是由捐赠者和需求者自己解决。

3) 物流的全线追踪和透明：在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中，需求和捐赠的对接能获得原始达成的类似于C2C的订单信息，基于订单，物流的运作才能有依有据，才能形成订单和直接的物流任务，因此进行物流任务的运作委派，直至最终配送交付完成。

4) 技术的实现必须是分布式和基于区块链：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无从知道灾难的程度和灾难的影响面。所以对于应急系统的运作和部署必须是分布式的技术体系，其承载能力必须随时可扩。而对于各种核心关键的订单信息必须打包上链，无论是基于那种数据存储的技术。另外这些数据需要敞开，对于有基本数据访问能力的人，所有救灾数据的前后关系，起因逻辑都能完整的查找和自我分析。 社会化大应急物流体系其实是与整个社会在灾难面前的救援体系应融为一体。只不过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很多非物流部分的组织和衔接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云端完成。但是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物流来完成物资的交付，而分散的云端指令对于物流运作将会是无序的。

所以需要首先构建将“救灾云端化”的组织和协调用统一的系统和工具把这些“碎片式的云端链接”聚合起来，然后才能获得集中有序的需求，从而使得社会化应急物流能快速的周转以完成快速即时的救灾。这就需要为之定义若干的角色，通过这些角色的功能将散乱的行为进行有序的聚合。然后再由参与的物流角色去完成线下的物资物流交付，最后快速的完成整个灾区的救援工作。这一切的过程必须透明和数据上链。